位置: 威尼斯平台登录 华人 国内外两种体制 海外华人家长遭遇子女教育"围城"

国内外两种体制 海外华人家长遭遇子女教育"围城"

author:闵晏 来源:本站原创 时间:2019-06-06

  (声明:刊用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稿件务经书面授权)

  回国上小学之后

    就像是一个围城,里面的想出去,外面的想进来。两位移民父母下了很大决心,将孩子带回中国接受基础教育,但国内的基础教育让他们又爱又恨。无论如何,小学一毕业,他们又都要把孩子再带出去

  本刊记者/庞清辉 文/王一凡

  2011年9月刚开学,移民加拿大的老余和移民美国的陆太太,说起这几年带孩子回国读小学的事,感觉就像打了一场仗。

  就像一个围城,里面的想出去,外面的想进来。到2011年,Edmond回来读了五年小学,媛媛读了三年小学。国内的基础教育让老余和陆太太又恨又爱。无论如何,小学一毕业,他们又都要把孩子再带出去。

  美国:不提倡孩子学那么多东西

  2008年夏天,陆太太的女儿媛媛在美国读完了一年级,但陆太太开始觉得不满。

  陆太太1986年移民美国,住在美国东部新泽西州。在这个典型的美国小镇上,亚裔家庭不多,大部分美国父母都对年幼儿女的教育没什么计划,只是放任他们玩儿,很多孩子到了一年级时才开始接触学习。

  陆太太成长于严格的中式家庭教育,就像今年被热炒的“虎妈”一样,她理所当然也希望女儿和自己接受大体相同的教育。女儿媛媛很小就开始上一个离家很远的华人私人幼儿园,媛媛在上小学前已经学了很多,并养成了一些基本的学习习惯,媛媛自己也对这种方式很喜欢,觉得每天都过得“很有意思”。

  等媛媛上了一年级,问题来了。老师从26个英语字母开始教起――可是这些媛媛两岁时就会了,她甚至已经不再看图画书而改成读以字为主的故事书。媛媛已经会两位数的加减法,在陆太太的训练下,她可以一分钟做一百个1位数加减法。而美国小学里教的数字加法的进位有些“乱七八糟”。“美国的老师真的不会教数学。”陆太太说。

  媛媛一下子觉得一年级的课程没有挑战性,“这个学校怎么这么没意思?”她常常这样问妈妈。媛媛渐渐变得情绪低落,上课也坐不住,老师因此就在全班面前批评她,更伤了她的自尊心。陆太太去找校方,校长回答说:那是你的错,你为什么要教她那么多?

  在陆太太的坚持下,校方还是给媛媛做了一个学习能力测试,结果是:依照美国小学教学大纲标准,媛媛的数学程度已达到四年级下到五年级上的水平;英语程度在三年级下的水平。陆太太希望学校能让媛媛升级,但校方说,媛媛的确属于Gifted(天分高),但是我们不提倡让孩子在小时候学那么多东西,所以我们不同意让她跳级。

  这让陆太太很气愤和无奈。陆太太对美国小学的不满还有很多,比如,国内的小学老师会规范小学生握笔、坐姿,但美国老师明确告诉陆太太:我们不管这个,小孩自由就好。但在陆太太看来,这造成了很多美国孩子的字“难看得要死”。更糟的是,在美国,家长不能问孩子的成绩,因为这属于隐私。陆太太并不是想通过成绩来管制女儿,但还是想知道女儿的具体学习情况。

  陆太太的美国丈夫有时候也开玩笑说她是“虎妈”。陆太太就回道:“我就是中国妈妈。”还解释说,虎妈不是个别的,是我们中国的传统,很多亚洲人的孩子学习比较好,都不是天生的,都是家长工夫花下去的。

  陆太太认为,良好的基础教育能使孩子受益终身。因此,夫妻俩商量后决定:陆太太辞掉工作,带媛媛回到上海老家,边做志愿者,边带孩子上小学。

  家长:不希望孩子只剩一张华人面孔

  陆太太决定让女儿回国读小学,还基于一个重要考虑,学中文。

  陆太太移民到美国后虽然没在华人圈里生活和工作,但一直保持着中国情结:我从哪里来,语言从哪里来,“我总觉得我们要有根――我的孩子要有中国根”。

  老余和夫人坚持让Edmond回国上小学,也是这个原因。

  老余的大女儿是六年级毕业去的加拿大,中文基本保留了下来。但大多数不到十岁就移民的孩子,中文很快就忘记了。每次在聚会上,老余和夫人发现,从香港、台湾、东南亚移民去加拿大的华裔,不会中文的各个都想学。“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也很想学中文,但是已经很难了。”

  Edmond出生在加拿大,六岁了,不会说中文,搞不清楚外婆是谁,他理不清中国的亲戚关系。在老余看来,Edmond面临着两种选择,要么做根“黄香蕉”,要么“全盘西化,把中国忘了”。但老余不愿意接受第二种选择,“总不能一个种族最重要的东西没有了,掏空了,只剩一张华人的面孔。”

  老余和夫人下决心不让中国文化在儿子这代丢掉。为了延续家族的中国文化,余太太不久前还考下了对外汉语教师的资格证,“不管儿子以后娶什么老婆,女儿嫁什么人,他们的孩子我会教,第三代也没问题。”余太太说。

  当然,中国经济的增长也使他们更坚定了回国的决心。加拿大几乎所有银行都有中文部,如果Edmond能学好中文,未来在职场也会多个选择。因此,老余把Edmond放在了北京市西城区一个地道的北京本地小学,希望孩子能跟大家学“纯粹的中文”。

  在成就感与挫折感之间

  为了接受正规的中式基础教育,陆太太没有选择使用西式教育的国际学校,而是选了上海一所实验小学,学校对传统的教育方法做了改进,但也保留了传统教育的一些精华。

  学校里的教育和陆太太想得一样,从握笔、坐姿等细节开始对孩子的习惯进行规范。媛媛在美国时已经算写字写得漂亮的孩子,回国后,老师还是说她写的“8”字一定要纠正,如果8、6写不好,数字就会出问题。陆太太觉得这就正是她希望女儿学习的东西。“我们中国的教育有很多好的地方,并不是说国外都是好的。”

  媛媛的作业不多,一般在学校做一部分,回家做一部分。“老师规定回家作业必须在半个小时内做完,最多四十五分钟。”而且老师要求如果到了规定的时间作业还做不完,家长也要让孩子停下来。每次做完功课,媛媛都觉得很有成就感。

  成就感还源自其他方面。媛媛成了学校的小主持人,学校也利用她流利标准的美式英语,录英语朗读带领同学们跟读,媛媛也经常帮助同学练习口语。为了适应媛媛的学习进度,校方在媛媛的课程上也主动地做了些调整,她跟一年级上语文,数学跟二年级上,英语则上四年级的课。

  Edmond却没这么幸运。

  进小学的第一天,因为完全听不懂老师说的中文,Edmond哭个不停。一个心理课老师过来安慰他:“你怎么哭啊,你是男子汉!”可是没有用,Edmond也不懂“男子汉”是什么意思,没人这样跟他说过话。

  在加拿大,小孩子上课不用规规矩矩地坐着,Edmond也没见过一排排桌椅的教室,因此,最初回国的时候,坐在第一排的Edmond常常上上课就走到讲台上去溜达一圈儿。

  尽管如此,一年级还算顺利地过去了,期末考试,Edmond还拿了全班第一。

  “每一个孩子都是九死一生”

  但几年之后,老余承认,他最初低估了国内的应试教育,直到亲身经历后,才明白,这套机制究竟是怎样的。

  最大的问题是抄写。Edmond的作业通常是把字抄很多遍,五遍、十遍,不停地写。Edmond不喜欢枯燥地写相同的字,他喜欢阅读,回国时已经能读《查理和巧克力工厂》这样的儿童小说,认识汉字后,Edmond开始读中文书,什么书都爱看。“把孩子完全禁锢在作业本上,那么浩如烟海的有趣故事就没有了。”老余和夫人于是帮儿子“做减法”:老师说抄四个,他们只让抄两个。

  不仅中文要抄,英文也要抄,而且英文作业是英文单词和汉字意思都抄。Edmond妈妈尝试和老师沟通:这些英文孩子都会,能不能不抄?答:不可以。少抄?不可以。那中文可不可以不抄?不可以。“我可不可以让他用这些时间学点更有意思的,带书去学校看可以吗?”得到的回复还是:“不可以,你可以去跟校长打招呼。”

  妈妈后来才明白,因为领导经常要检查,所以老师必须保证全班作业的一致性,不能因为某一个学生会了就不写。

  从加拿大回国时,Edmond已经看了上百本英文读物,回国上一年级时,学校还允许他带自己的阅读书到学校,但升到二年级就不允许了。老余只好强化Edmond在家里的英文阅读,他对孩子设定的目标开始下降:从最初的打好基础,变成只把中文和数学学好就OK。

  到了三年级,老余家开始强烈地感受到,“小升初”的迫近改变了整个学习气氛:作业越来越多,Edmond每晚要写到十点、十一点。老余不断给Edmond减压,告诉他不必做完所有作业,但Edmond却不愿意,“因为他在那个环境里。”余太太因为不希望Edmond走进题海战术,不要求Edmond做学校的模拟题,还把Edmond的数学老师得罪了。

  其实,Edmond对数学最感兴趣。小时候,他看数学会看得笑出来,学会阅读后,Edmond经常自己研究书里的问题,上到二年级时,Edmond已经自学了六年级的分数加减法,现在,Edmond已经开始能看大学生看的概率论了。

  老余从儿子身上发现,孩子天生就有学习的能力,老师最要紧的任务,是告诉孩子到哪里去学习,在哪里寻找知识。“我们全部的教学都是在扼杀孩子的兴趣,每一个孩子都是九死一生的。”

  到了三年级,Edmond的同学们就像是被放到了同一个模子里。整个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上一所好初中,然后上好高中,最后上所好大学。老余发现活蹦乱跳的孩子送到学校去,出来都是一个样。每个孩子看的、背的、写的全是一样的东西,说什么都说什么,不知道什么就都不知道什么,“把活生生的孩子装到模式里面了,这很可怕”。

  直到三年级,Edmond的成绩都是班里前三名,他很努力地去适应这个模子,“但是这个文化实在太残酷了。”老余说。

  最让老余一家无法接受的,是老师对待孩子的方式。有一天,Edmond怒气冲冲地回到家,原来一位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一个同学的作业撕了,只因为那个同学写错了一个答案。在老余和余太太看来,老师还经常对孩子颐指气使,成绩不好,就会受到歧视,老余深切地感觉这些孩子“很可怜”,而他认为教育是平等教育,孩子能够得到欢乐。余太太说,她甚至想写篇文章:《加拿大的校长是什么样的》。

  读完三年级,Edmond “一秒都不耽误”地转学到了一所国际学校。说到这里,老余攥了一下拳头,仿佛打了一场胜仗地说,“我挽救了Edmond。”

  在国际小学,没有全国统考,没有小升初,作业一下子就减轻了,Edmond多了很多阅读的时间。老余也开始带孩子出外游玩,增加更多的体育锻炼。

  国际学校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,英语、数学、语文水平参差不齐,所以学校鼓励孩子,可以单科跳级。今年9月份开学,Edmond应该上五年级,但他自己报名参加跳级考试,获得了直接读六年级的机会。

  但老余也发现了国际学校的问题。国内的国际学校变成了贵族学校,但又与西方的贵族学校完全不同。“西方的贵族学校是培养贵族,要求严格,甚至苛刻;国内的贵族学校是伺候贵族,老师几乎不敢管孩子。”

  最终还是要出国

  除了教育上的反差,老余和陆太太也都发现孩子气质行为上的变化。

  “刚回来时更有礼貌一点。”老余说,Edmond以前不小心碰到谁都会说“对不起”,现在经常想不起来说。Edmond四岁时回北京的第一天,还没有进家门,第一件事就是去捡门口的垃圾,但“现在再也不这样了”。

  回国一年后,媛媛中文进步很大,不仅能聊天,还能用中文写日记。她希望爸爸来中国时,可以去机场接爸爸,并当翻译,因为“路标上的中文我全都认识”。

  从这个角度说,陆太太很欣慰。她很庆幸能在女儿像海绵一样最能吸水的年龄,把基础打好。

  但在另一方面,媛媛开始变得叽叽喳喳,说话调门很高,一副要和人吵架的样子。陆太太觉得她“有些好习惯都没了”。比如,原来打喷嚏一定是用胳膊挡住嘴巴――不能用手,会因为摸东西造成细菌传染。但现在打喷嚏,媛媛不再这么做了。“请”“谢谢”也很少说,跟别人说话总是“给我拿这个”“给我拿那个”。走进电梯,也不再用“早”“你好”和邻居打招呼。陆太太有些担心,但她也认为“在美国,可能也会学到别的坏习惯”,关键在于家长的引导。

  媛媛现在中文读二年级,英语读五年级,陆太太觉得最晚四年级后必须要回美国。陆太太也已经看出,越向上读,孩子的压力会越大,因为被逼着读书、考试、升学,孩子的知识面会慢慢变狭窄。“美国教育的好处是,四年级以后,学校就开始真正地教了:会教你学习方法,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,提倡有乐趣地学习。”

  除此之外,环境和食品安全是陆太太最为担心的问题。她平时很少带女儿出去玩,女儿吃的早餐、水果、肉类等也是她从美国大包小包带回来的,以至于她常常觉得自己有些夸张。

  老余也决定,Edmond上完小学六年级就回加拿大。在他们看来,国外的教育特点是,“年级越高,学得东西越多,主要是学东西的方法不同,他们学习很多调查研究的方法。”让余太太印象最深的是,女儿一个四年级同学的一份历史作业,为了讲述一段历史,做了大量的调查,作业完成得像出版物一样,有文字、图片,还装订成册。

  上六年级的Edmond看上去像个二年级的孩子,他会摆弄着客厅里的象棋和客人大声交流,说他喜欢中文多于英文。漂亮的混血儿媛媛,也表达着对中国和中文学校的喜爱。

  对于老余和陆太太来说,他们也渐渐摆脱了在两种教育制度中的摇摆,开始认识到,没有一种两全其美的教育,重要的是让孩子自己在成长中能够区分和识别,哪些是好的,哪些是不好的。

  “未来的很多孩子都会是没有国界的人,”陆太太说,“他们需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各种文化,各种模式,没有哪一种绝对的好。” 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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